1946年夏天，中原一带闷热潮湿，战火却比天气还要焦灼。就在这一年7月中旬，历经千辛万苦突围出来的旅，在地图上缓慢挪动着自己的方向，目标从豫西转向了苏皖。很多指战员那时心里装着一句话：能不能活下来炒股配资开平台，得看接下来这一段路。
那会儿的津浦铁路，还牢牢掌握在国民党军手里。对于皮旅来说，这条铁路就像一道生死线，翻不过去，就可能再度被围歼。翻过去，前面才有苏皖解放区，有粮食，有根据地，有老百姓的支援。转战一路，日夜兼程，等到了铁路边上，很多人已经连喘气都带着血腥味。
有意思的是，真正让皮旅战士掉眼泪的，并不是敌人的炮火，而是一群跨过封锁线赶来接应的同志。淮南区党委事先得到了消息，专门组织人马，在黑夜中一点点摸过封锁线，找到这支千里突围而来的队伍。双方在夜色里对上暗号，确认身份，很多人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一个劲儿抓着对方的手。
皮定均后来在《铁流千里》中，用了“黑夜遇亲人”这几个字。这四个字，不仅是气氛，也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。7月20日，在地方同志的引导下，皮旅在管店、三界之间的老张郢附近突破津浦铁路，占住了高地，又和地方武装汇合。那一刻，突围算是告一段落，人也终于有机会缓一口气。
歇脚的第一站是仇集。当地百姓早就得到消息，提前准备好肥猪、白米。村口一条街摆满了方桌，桌上有茶水，有香烟，连老旧的搪瓷缸都擦得发亮。村里的妇女抢着帮战士洗衣服，老人拉着战士往家里领，嘴里不停念叨：“快到屋里吃口热饭，一个个瘦成啥样了。”墙上的标语刷得又大又红：“同志们，请安心歇息。”这一幕，在皮定均日记里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。
对刚从血战中杀出来的部队来说，这种安宁和热情，有点让人不太适应。一边是干干净净的院子、热腾腾的饭菜，一边是身上还没洗净的血迹和硝烟味。那种割裂感，埋下了后面很多微妙情绪的伏笔。
一、休整期的“客军心态”
从突围到苏皖解放区以后，皮旅接到的主要任务很简单，却又有点让人心里发空——休息、总结、整顿、补充。部队在仇集短暂停留后，又先后转移到盱眙、高良涧、顺河集等地，逐渐靠近华中军区驻地淮安附近，在那一带安营扎寨，进行系统休整。
战士们一到地方，老百姓几乎都是用最高规格的热情来对待。有人挑着鸡蛋、红薯来，有人熬汤煎药，有人直接把家里仅有的好米拿出来。很多战士吃着吃着，眼泪就下来了，一边掉泪一边同乡似的握着老百姓的手，说以后多打胜仗，好好报答。这些细节，在当年许多部队的回忆里都有出现，不难想见当时的氛围。
不过，安逸有时候也会成为一种负担。对于皮旅这样的南征北战老部队，一下子从连续战斗状态转入相对安静的休养环境，心理上并不好调整。更何况，苏皖解放区当时并不平静。1946年上半年起，蒋介石不断向淮南地区投放兵力，试图从多个方向挤压解放区。自6月7日起，国民党军便持续向苏皖发动进攻，各种大小战斗此起彼伏。
苏皖一面要顶住进攻，一面还得在敌后组织游击活动，还要冒风险去接应从中原杀出来的部队，并承担后续的补给保障。客观说，这个压力不小。而皮旅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始终没有投入大规模作战，只是辗转驻扎，调整休养。
对习惯在枪林弹雨中度日的指战员来说，这种状态说不别扭，那肯定是假的。身边不断传来前线伤亡的消息，自己却在后方修整，哪怕知道这是组织安排，多多少少都会有点“坐不住”。
皮定均一贯喜欢写日记，记录战场情况和个人思考，但从1946年7月10日到8月16日，日记突然中断了一个月。其中固然有千里突围的连续紧张，也有在休整期间无法排解的复杂情绪。直到8月17日，他才重新拾起笔，第二天在日记里写下一段很直白的话：
“自到了苏皖解放区，有很多地方表现出不安的现象，总感到此地不是我们的家，有时想到太行，特别是我们有时想到在长期斗争中的各种情形。大家都要求到华北去，都希望快点去才好。这是部队的普遍性情绪，这种情绪我也有。”
这几句并不华丽，却透露出当时皮旅上下的真实心态。按理说，苏皖解放区热情接待，干部群众也十分照顾，他们却说“不是我们的家”。问题并不在待客之道上，而在于战场位置的落差感——在中原时期，皮旅是主力中的主力，常常担任最硬的任务，如今却仿佛成了被“安置”的客军。
到了9月2日，皮定均在日记中又写道：“我们自津浦路战斗后到现在是没有战斗的，原因是自到华中成了客军了，我们就到各地休息，而没有其它事了。”这话有点牢骚味，却也直击要害：角色转换没有适应过来，心理上的“不自在”自然就多了起来。
不得不说，这种“客军心态”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并不罕见。很多从一个根据地转移到另一个根据地的部队，初期都会经历相似的适应过程。战士们感情上更依恋原来的山河、熟悉的群众与战友，而眼前的新环境再热情，也难免让人产生距离感。
二、编制调整与心理落差
值得一提的是，皮定均写下这些话的时候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“休整期”。此时皮旅已被调往高邮、宝应一带，配合当地防御作战，身份也发生了微妙变化。
1946年8月12日，华中分局就皮旅的归属问题向中央打报告，建议将其划归华中军区，并提出一个颇具雄心的设想：把皮旅与淮南五旅合并，组成一个师，由皮定均担任师长，其他骨干分别出任政委、副师长等职务。这样安排，既可加强华中力量，又能充分发挥皮旅的作战能力。
中央在8月14日电示时，没有立刻拍板，而是先征求刘伯承、邓小平的意见。毕竟皮旅原本是129师系统的部队，由1944年豫西支队发展而来，与晋冀鲁豫野战军联系很深。中央在电文中甚至提出另一种设想：等刘邓的部队完成陇海路新黄河间的作战任务，执行第二步作战方针时，可考虑让皮旅由淮南原路折返大别山，重新回到原来的体系中去。
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一个现实：谁都明白，皮旅这样一支完成了中原突围、保存战斗力的劲旅，放在哪一块都是宝贵资源，各方自然都舍不得轻易放手。按普通的思路，很多人可能会希望尽快让“老部队”回归原建制。
然而刘邓的态度非常开阔。8月17日，他们用一句简洁的电文表态：“同意皮旅与五旅合编为师。”没有多余的话，没有任何“抢人”的意味，而是从全局出发，支持有利于华中战局的安排。只是由于战场形势瞬息万变，这封电文并未及时转发到华中分局，合编成师的设想也就在变动中搁置下来。
最终，皮旅并没有融入“五旅+皮旅”的新师，而是被单独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。同时，将原起义的第61团一千二百余人补入十三旅，使其兵力更为充实。淮南五旅则在当年11月与山野七师合编，组成华中野战军第七师，各自走向不同战场。
从组织角度看，皮旅得到补充、升格为旅，属于肯定和重用；从官兵心理角度看，问题却没那么简单。一方面，他们被正式划归华中系统，彻底变成“驻外”的部队；另一方面，接下来承担的主要任务，却是高邮、邵伯一线的防御行动，而不是他们更为熟悉的主动突击战。
对于一路打出来的皮旅来说，要长时间守“口子”，确实不算轻松差事。防御作战讲究工事，讲究配合，讲究耐心，这和他们惯用的机动穿插、突然袭击不在一个节奏上。可作战方式不是自己想选就能选的，只能按战区整体部署执行。
9月10日，皮旅开会传达上级指示。会后，皮定均把干部和战士的反应也仔细记在日记里：“同志们对于在某地的防御有点不大高兴，意见就多起来，认为他们又不是不能完成任务，为什么要我们老在守口子呢？”有干部当面说：“首长，我们不是怕打仗，只是总守着不动，心里有点发闷。”
在这段记录中，皮定均也坦然写道，自己其实也不太愿意长期防御。他确实清楚：部队在进攻作战中，更容易夺取武器、扩充实力，战斗力也能在实战中不断增强。如果长期处在防守状态，战士的锐气、技术和自信心，都可能受到影响。
更实际的一点在于，皮旅原本不太擅长筑防、构工事，对防御战的细节动作掌握不够。战士们挖堑壕的标准、火力配置的方式、工事隐蔽的技巧，都有明显短板。短时间内硬要他们变成一支“防御样板部队”，难度不小，内心也难免觉得“用非所长”。
这种战略战术上的不适应，加上身为“客军”的位置感，使得皮旅在苏皖的一段时间里始终带着一种微妙的异乡感。不是不感激当地百姓，也不是不信任上级，而是从战场经验到情感认同，都需要一个消化过程。
不过，这种情绪并没有发展成消极状态。一旦有战斗任务下达，皮旅依旧会迅速恢复成那支敢打硬仗的队伍。说到底，他们的“牢骚”，更多是对有限战机的着急，对自身优势难以施展的遗憾。
三、淮阴一战与角色转换
转折点出现在1946年9月中旬。那段时间，华东解放区局势陡然吃紧。国民党军集结整编第七十四师、整编第二十八师、第七军等重兵，向两淮地区猛扑，意图夺取淮阴，切断华中与山东解放区的联系。这一步棋一旦成功，整个华东战局都会被撕开一个大口子。
当时华中野战军正主力投入苏中战役，来不及大规模北上驰援。山东野战军也在应对多路压力，抽不出足够兵力。国民党军凭着数量、装备优势迅速推进，淮阴一带的形势变得十分危急，前线守军节节抵抗，却越来越吃力。
在这种紧要关头，前线指挥部想到了正在高邮一线守备的皮旅。谭震林当机立断，下令皮旅火速增援淮阴。9月11日，命令传到旅部，时间已经十分紧迫，根本留不出更多准备余地。
旅部连夜开会部署。皮定均看着地图，手在桌上敲了敲，说了一句：“既然要去，就不能拖。”第二天，他决定先派二团在团长钟发生率领下抢先出动，先一步赶到淮阴投入战斗，其他部队随后跟进。
钟发生接命令时，战士们正在修整。有战士问：“团长，又要硬仗？”钟发生只回了一句：“是硬仗，也是该我们上场的时候了。”这种近乎本能的应战态度，很能说明皮旅上下积压已久的战斗冲动。
然而战场情况远比预想复杂。二团抵达河运一线时，恰逢九纵防守的运河阵地已经被敌军突破，对面不仅有精锐步兵，还有飞机、大炮协同进攻。二团仓促进入前沿阵地，在敌强我弱的火力压制下很快遭受重创，阵地数度失而复得，终究难以稳定，只能在伤亡较大的情况下暂时后撤。
等到一团、三团陆续赶到时，皮定均对二团的表现心中有些不满，觉得打得不够顽强。但了解具体情况后，他也不得不承认，这已不是简单的勇敢与否的问题，而是装备差距和防御准备不足造成的后果。
在随后的部署中，皮定均打算抓住机会给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狠击。这一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，装备精良，号称“王牌中的王牌”。当时七十四师一部孤军推进，似乎露出了可以被各个歼灭的侧翼。皮定均产生了“集中一个旅吃掉敌一个团”的念头，准备打一个漂亮的硬仗。
钟发生当场提出建议，希望能保留一部分预备队，以防战局变化，“怕的是咱们一口吃不下，自己也要掉牙。”不过，皮定均这时建功的心态很迫切，认为七十四师虽然是劲旅，但孤军深入，兵力不过一团左右，皮旅全旅猛扑，未必不能打个翻身仗。
战斗打响后，很快就暴露出敌我差距。七十四师的组织度和火力强度，都远超以往皮旅遇到的普通国民党军部队。单是炮火，密集程度就让许多战士感到前所未有的压迫。枪声一停，炮火接上；一轮炮击刚结束，飞机又低空扫射。二团率先投入激战，在几乎毫无工事掩护的情况下硬扛，对方的每一轮冲击都要付出大量伤亡来抵消。
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，皮定均只好下令先把二团撤下来，进行必要整顿。不是二团不勇敢，而是在这种火力悬殊的条件下，单靠血性冲锋极易变成无谓牺牲。经历这番鏖战，旅部对“七十四师”的印象彻底改观，也更加直接地认识到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硬度。
整个淮阴保卫战中，我军多路部队坚守要点，反复阻击，但在战斗力、装备和支援都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，结果仍然难以扭转。9月19日，皮定均接到上级命令，开始组织部队撤离淮阴地区。对皮旅来说，这一战打得辛苦，也带着几分心有不甘。
然而，从军事角度看，这次与七十四师的对拼，给皮旅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。过去很多部队习惯与地方保安团、普通整编师作战，如今真正和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短兵相接，才真正摸清了对方的底细：火力强，协同好，攻势猛，漏洞少。这些认识，对后来的华东战场有很大帮助。
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，经过淮阴一战，皮旅在华中战区的“客军”身份开始发生变化。从“被安排的防守部队”，渐渐变成“关键时刻能顶上去的机动力量”。这种变化，既来自血战中的表现，也来自上级对这支部队能力的重新认定。
战后不久，华中与山东两大野战军会师，组建成华东野战军。新的建制形成后，原皮旅改称独立旅，被划归一纵。华东一纵是主力序列，但之前缺编比较严重，一师、二师各只有两个团，独立旅的加入，很大程度上充实了一纵的战斗序列。
与此同时，组织上对皮定均本人也做出了新的安排：调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。独立师（由原旅改建）的师长，则由方升普担任，政委徐子荣，副师长曹玉清，副政委郭林祥，参谋长张介民，政治部主任张春森。可以看出，原皮旅骨干基本都得到了合理安排，整体班底也被保留下来。
对皮定均来说，离开自己一手带出来、一起突围、一起挨打的老部队，是件非常难舍的事。在赴任前，他专门在1月5日召集各级干部开了一个内部会议，明确提出让大家对他提意见。会议气氛不算轻松，却很坦诚，有人说他脾气急，有人说他有时过于强调猛打硬拼。政委徐子荣也点出了几个具体问题，希望他今后在更大范围指挥中注意调整。
皮定均当场表示：“这次各个同志给了我很多的帮助，这是很宝贵的，自己要很好地去研究和学习我在历史上工作中的优点和缺点，各个首长指出来要我从历史上各种工作中去学习总结，它就是好东西了，特别是我的各种弱点，注意检讨是对的。”这几句话并不讲究修辞，却能看出他的思路：把批评当成一种“财富”，从过去的战斗与工作中重新整理自己的优劣。
从中原突围，到苏皖休整，再到淮阴硬仗，再到进入华东野战军序列，皮旅与皮定均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了几重角色转换：从故土部队到客军，从进攻尖刀到防御力量，从单一战区主力到跨区机动部队。每一次转换背后，都伴随着不适应、不甘心，以及逐渐的调整和磨合。
那句“总感到此地不是我们的家”，放在当时看，是突围之后一种难以快速消化的心理反应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新的根据地、新的战友、新的编制，慢慢又构成了另一种“家”的形态。战场不断移动，人也不断迁徙，对很多指战员来说，只要枪还在手，同志还在身边，能为哪一块土地而战，最终也没那么重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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